“相去几何”如何在艺术图景找到出口？

  由客座策展人陈立和朴美珠（Mijoo Park）共同策划的群展“相去几何”正在阿那亚艺术中心展出，现场展出15组艺术家的近50件作品， 其中6位艺术家呈现了由此次展览委任创作的新作。

  “相去几何”源自中国古代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论述，与展览的英文标题“How Far, How Close”（多远，多近）形成回应。

  世界快速的提升的当下，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到不断更迭、逝去的现实中。更因现实的错位、意识形态的侵占而趋于混乱迷惘时，人们如何在变化的常态中找到出口？“相去几何”试图将距离感与流离的情绪具体化，引领我们探索关于身份、归属、距离中的抽象性之问题。

  梁志和＋黄志恒（Leung Chi Wo + Sara Wong）、曺柱泫（Juhyun Cho）、帕姆维拉达（Pam Virada）和蒋志的作品揭示了亲密与疏离如何共存，对离散文化不再局限于国家版图和想象的边界，而是作为一种悬置于不确定性中的模糊状态而存在提出了质疑。

  阿那亚艺术中心的中庭空间被帕姆维拉达的装置作品《回家》分隔，她通过链条帷幕将露天区和遮蔽区一分为二，好似一个中性的容器，为作品与观众构筑了精神链接。

  一个安检门突兀地出现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为蒋志的影像作品《海浪》打下了基调。作品让人们看到“接触”能成为两个或多个的身体互动的契机，戏剧性地转化了保安与乘客的相互影响，激发出身体的自然性和互动共生的关系。

  潘逸舟、雅浸金朝恩和李宇城的创作描绘了多层身份与家庭、社群和更广泛的社会归属感如何交织在一起，从而挑战了固有的身份政治，展现了其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张力。

  李宇城的绘画实践以韩国首尔为基地，利用记忆、怀旧和幽默创作出异想天开的挂毯。在展厅中，《越境者》和《我们的快乐时光》被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调动观者的想象。在艺术家看来，“织物上的绘画更像是穿过展览空间的旗帜或幕墙”。

  潘逸舟的创作从文化身份发问，体现出强烈的在地性，而他的立意却是为了消除这种由地缘符号、标签带来的身份上的界限与束缚。出生在中国的他，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脉络之间的游走，混合文化背景使他天然擅长多向度的思考模式，保持对事物的好奇与批判性的思考。

  唐潮、王拓、张奕满（Heman Chong）和瑞秋尹（Rachel Youn）的作品表达了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性，强调个体性和隐私的同时，抵抗着结构性限制与泛化。

  瑞秋尹的作品被放置在多个展厅的空间与角落，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探索。她创作的动态雕塑由安装在机械按摩器上的植物构成，创造出了一个处于运动中、近乎于舞蹈的雕塑，使观众即刻沉浸于振荡之感。艺术家偏好于用植物与假的水果模型来制作作品，人造物品虚假、无生命的本质和自然产物生机、灵动的外表形成剧烈反差，也成为了她的作品里最为鲜明的标识。

  曹舒怡和铁木尔斯琴的作品以自然为隐喻。铁木尔斯琴的实践试图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希望建立一个超越当前西方主流观点的新宇宙观，将人类融入大自然的有机体系中。《向四方之风祈祷》由3D软件制作，是其大型自然渲染场景实践项目的一部分，而向“东、南、西、北”四方祈祷则源自一种古老的跨文化现象。

  朱荧荧和普拉皮亚斯塔普恩的绘画关注着对记忆的追踪和回溯，重新指认了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关系。图像一直是朱荧荧创作的主题，她将绘画想象为一种语法结构，线面与色彩在画布上的交融仿佛是语法和修辞在纸笔间的交错与磨合。

  在拒绝被线性叙事所简化，并否定固定坐标的前提下，策展人陈立和朴美珠为观众解答了关于展览如何在复杂的结构和对立中重建共识。

  A：展览的中文标题“相去几何”描述的是一种看似距离遥远、具有差别，实则相差无几的状态。我们也以英文标题“How Far, How Close”来做了一种更为直接和诗意的回应。展览试图传递的是在我们看似生活在一个无法调和的充满分歧的世界，但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寻求归属与认同之地的普遍性问题。

  A：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展览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地理政治学下我们如何界定国族与边界；身份认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打开更广阔的维度；亲密关系、个体记忆和多样关系的界限；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中心的自然之间的关系。但艺术家的创作实际上并不没有被限制在单一的议程中，甚至是涉及到多个层面，且相互交织。所以我们在作品和空间的呈现上，也有意去呈现这些议题的相互交织。

  我和Mijoo Park在去年上半年开始准备这个展览。展览的出发点来自于我们感受到的这种脆弱性的生存现实和普遍性。从展览的概念、框架、艺术家的选择与合作、执行，我们都保持着紧密的讨论与沟通。在过程中我们自然地对各自更为熟悉的艺术家做沟通，我们都会互相给予建议，以整体性的考量、共识和信任来去推进工作。

  参展的15组艺术家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习经历，你是如何将这些来自不同创作背景和地域的艺术家集结到“相去几何”中讨论的？

  A：这次展览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区域的亚裔艺术家。如果说为何会有这个倾向，那么原因是来自我和Mijoo Park的自身经验、关注的领域，以及这个展览是呈现在阿那亚艺术中心这样的地方性。

  但是我们又如何能够简单的以国族来去界定身份呢？他们的文化根源、现在所生活的城市、以及所探寻的问题是多元而复杂的。我们更多的还是从艺术作品本身与艺术家所关注问题的创造性方式来去考虑。

  A：展览中的作品或多或少涉及到我们怎么样看待地方性的问题。它是我们如何去理解此地与他处，以及在流动状态下的主体身份问题。这也暗合了阿那亚艺术中心所处的独特地方和文化生态。

  A：当我和陈立开始分别撰写提案时，我发现我们的出发点是非常一致的，即我们在当前时代的个人经历。这种趋同突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不需要彼此表达太多，因为即使我们来自不同的国籍，我们所面临的境况也并非完全不同。

  虽然我以前与中国机构合作过，但此次展览比较突出的经验是了解在中国举办展览的复杂性，以及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中适应、理解、处理不确定性的灵活性是十分重要的，包括阿那亚艺术中心的大部分补给品和设备必须经由其他城市运送而来，以至于计算和规划清单必须适应中国的规模与距离。

  6位艺术家呈现由此次展览委任创作的新作，选择这几位艺术家有哪些考量？在艺术家的选择上又是如何反映展览主题“相去几何”的？

  A：我和陈立首先编写一份潜在的新委托作品清单，其中大部分是去年展览规划初期作出的决定。在与艺术家们分享了展览的基本概念和设想后，他们通过想法和草图的形式提出了反建议 。这些建议反映了艺术家的个人实践，同时确保与展览的总体主题有意义上的联系。

  参展的15位艺术家年龄集中在80后90后，您认为80后90后的艺术家群体和他（她）们的创作，有什么共同特点吗？

  A：此次参展的15组艺术家主要是80后、90后，包括陈立和我都属于这一代。然而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次展览的目的并不是为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一个全面代表或一个简明指南。相反，这次展览反映了当前这一代人更广泛的情感特征，他（她）们往往更游牧，避免在一个地方定居或致力于传统结构，并且他们常在艺术中融入一种位移感和流动性。

  A：我们根据艺术家作品与展览的关系对艺术家们进行了软分组，包括与参展艺术家的密切合作，以确保尊重他（她）们艺术意图和自主权的方式来进行展出，同时仍有助于展览的整体连贯性。我们有意保持分组的灵活性，以避免在展览中强加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此外，阿那亚艺术中心的建筑空间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幸运的是参展艺术家对我们表现出最够的信任，允许咱们进行必要的位置更改和调整。

  A：当向公众展示学术思想时，尤其是在像在阿那亚这样独特的地方，有以下几个考虑因素。

  阿那亚是一个中产阶级寻求休闲和务虚的地方，考虑到观众的角色，我们的方法是避免直接呈现沉重的理论或强有力的策展叙事，确保观众在不需要深入先验知识的情况下感到受欢迎。相反，我们让艺术品占据中心舞台，由作品自身传达信息，让观众能够在展览中积极探索和发现了自己的理解之路。这种方法使学术内容更容易被更广泛的公众访问和联系。